第10章 佛教中国化(1)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6]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7]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4]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