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九十四）不同的思想产生不同的后果

在这种作战条件下，各级指挥官都仅能在清楚上级的意图后，自己想办法在几乎没有任何横向协调的情况下去发挥“个人创意”，想办法与邻近单位联系并且完成作战目标。

同德军的刻板精密及俄军的迟钝麻木不同，中国传统兵学给中**人灌输的“诡道”思想恰恰让中**人能够以比较灵活的思想去适应这种需要“个人创意”的作战模式。

中国陆军师法德国陆军的结果，很快将在眼前的战斗当中显现出来。

在德军的用兵哲学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重点”——即在“决胜点”上累积足够的能量，以便在“决定性的时空”当中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当战斗开始进行的时候，步兵师长会形成决心、决定师作战的“重点”；当指挥官的“重点决心”下达后，下级指挥官（包括炮兵指挥官）就必须根据师长的决心，以最有效达成决心的方式，安排各种作战计划，以支持协助师长达成其决心，获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下级指挥官的“重点”是根据师长的“重点”而产生。“如果师长的‘决心’与‘重点方向’已经下达的话，”一位德军将军在１905年曾这样写道，“所有的人都将根据这些‘决心’和‘重点’展开行动”。

德**事人员在帮助中国训练新式陆军的时候，也潜移默化的把这些概念深深的植根于中**人的头脑当中。

“在中**队当中，师一级指挥官必须综观整个战场，对于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战况做出一定的判断，最后下定个人的决心来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安排战斗，包括各个炮连的射击计划，步兵和骑兵的兵力搭配等等，以影响整个战局到他个人期望的方向上去。同样地，不仅仅是师一级的指挥官，甚至连团、营、连，甚至一门炮的炮长都必须对整体的战术企图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以便能主动积极地根据全盘的作战意图发挥个人的影响力。”

后世的军事学家们在评价当年的“华俄战争”时，对脱胎于清末旧式陆军的华军在对俄军的作战过程中各级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十分的吃惊和不理解，认为这其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他们的炮不超过十门。”安雪生听了一会儿，说道，

“从弹着点和这一带地地势看，应该在那个方向，山坡的反斜面。”薛安邦指着远处地山坡说道，“他们的炮不多，我们用迫击炮干掉他们得了，拿下这里。”

“图子！”安雪生喝了一声，一位军官把作战地图拿了过来。

安雪生仔细地看了一下，军官们对照了一下方位，“他们在这里的人不多，我们得打下这里，给后续部队开辟通路。”安雪生的眼睛紧紧盯在了地图上，“他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攻击我们，是想阻碍我们前进，可能是要等待援兵到来协助防守，所以我们必须快点拿下这里。”

“我们怎么打呢？重榴弹炮营离我们好象不近啊。”一位军官说道，“而且咱们现在不清楚俄国人的火炮藏在哪里。”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由于华军有着深深的德军烙印，华军大量集中火力的作战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当时德军的战斗准则，华军的火力运用的核心观念最初来自于普法战争的经验，并在后来的抗俄战争中得到了实践和发扬；而实际上，在“华俄战争”中，华军的每一次进攻都能够集中强大的火力的原因，是相较于他们冥顽不灵的对手，华军在“组织文化”上有着更高的弹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兵学文化”当中，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多侧重于“非军事分析”，而且中国文人向来有轻视兵学的倾向，即使涉及军事也不太容易进入专业状态。儒学传统又一向强调“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不太重视军事层面的因素，“外行”研究军事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分析军事问题时候往往或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和结论，而事实上却难以让人信服。

但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随着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战术的引入，中国的传统兵学得到了西方军事思想的补充，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那个无线电和军用有线电话还算不上普及的时代，要想给作战部队组织大量的火力并且详细制订整个火力支持计划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高级单位能做的事最多不过是指定一个方向和目标区域，同时说明希望达成的战役效果，而所有的执行细节其实都必须得由各级指挥官自己见机行事。

俄国人在遭到了中**队的多次打击之后，已经发现他们的炮兵再象以前那样的把大炮放在明处，和找死几乎没什么区别了，因此俄国人也学乖了，开始隐藏自己的

中**队想要找到俄军的炮兵加以消灭现在比以前已难多了。

“我们有迫击炮，怕他个鸟！”薛安邦不屑地一笑，看了看远处的俄军阵地，“先把他们的步兵直接砸飞得了。”

安雪生点了点头，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让迫击炮侧射，掩护步兵打开缺口，并吸引干扰俄国炮兵的射击。步兵从这里攻上去，争取快点解决战斗，给后续部队争取时间。”

军官们点了点头，又商量了一下，各自开始迅速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