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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0章:四塞不稳,父子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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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皇教导有方。”李元吉拱手一礼,恭恭敬敬的说道:“儿臣自幼生活在父兄的羽翼之下,不知天高地厚,以前犯了不少大错,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羞愧之极,自此以后,儿臣自当痛改前非,为己之力,竭尽所能为父皇分忧。”

“皇儿这两年进步很大,朕很欣慰。”李渊对儿子的态度很满意。

这些户籍大都是由逃难流民,和强制还俗成家的寺庙和尚尼姑组成,而作为对李渊灭佛行动、以及尊道观为国教的回报,观楼道为首的道教主动上缴了一部分田产,并释放一些寄存在道观名下的农奴,而这仅仅只是开端,如果依照李元吉的的建议,把‘输籍法’贯彻到世家门阀之中,至少还能增加百万户、四五百万人口,这就意味着税赋收入下滑的趋势将得到根本性扭转,这样就再也不用看关陇贵族的脸色来执政了。

而刘文静和陈叔达相顾骇然,他们知道李元吉此策是打算对荆襄和巴蜀的世家门阀下手了,这一次不止是钱粮、还包括了人口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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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人现在却都不敢再劝什么,皇帝刚才有话在先,李元吉才敢当着他们面说这话,如果这时劝告,必然惹来杀身之祸,尤其是知道独孤整之死真相的陈叔达,更加不敢多说什么,皇帝连扶持他立国的亲舅都杀,他陈叔达又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两人心中固然大急,却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这时,李渊看了他们一眼,淡淡道:“你们先退下吧!”

李渊皱眉道:“哪来的兵源、人口?”

李元吉恭恭敬敬的说道:“父皇,在大业大乱中,北方大地遭到极大破坏,大量人口逃离战乱之地,南阳平原人口最多的时候就有四百多万人,这里是吃人魔王朱粲主要活动的范围,在他的破坏之下,百姓纷纷四散而逃;当时李密和王世充又在大战,而萧铣治理的荆州却比较安静,于是百姓主要都是逃到了襄阳、舂陵、房陵等郡。而巴蜀,也接纳了很多关中流民,可是据儿臣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登入官籍之中。若是我们效仿隋文帝,在荆襄和巴蜀严厉的执行‘输籍法’,怎么说也能获得两三百万人吧?人有了,税赋、兵源不用愁。”

一番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

这个‘输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他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百姓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人口,从而确保朝廷收入,加强集权

当时的天下经过几百年动荡,使户口隐漏日趋严重,世家大族、豪绅富户荫蔽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劳力极少。尤其是打来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缴一半租税的规定,致使地方户籍出现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记情况。有的世家门阀,一户之内藏匿数百家,人数多达十多万,朝廷赋税收入因此而锐减。此外,不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弄虚作假,或是隐瞒户口。这些现象严重影响朝廷的赋税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付诸实际。

“微臣告退!”刘文静和陈叔达心知皇帝有机要之事和齐王商议,两人行礼退下。

到了宫外,陈叔达忧心忡忡的说道:“刘相,这该怎生是好啊?如果圣上动了关陇贵族的命脉,大唐一定爆发内乱,到时候隋军若是从四周来犯,大唐就危险了。”

刘文静叹了口气,怅然道:“我大唐王朝确实承受不了内乱代价,可惜的是圣上已经不再听我们我良方相劝了,我们也没办法。”

两人无计可施,只能指望圣上不要一时冲动,白白便宜虎视耽耽的杨侗。

御书房内,李渊对李元吉不吝夸赞:“皇儿懂得利用舆情来分担朝廷压力,利用百姓言论,将矛头指向李密,这一手做得相当漂亮。”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户口,整顿户籍,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仅在开皇三年这一年,就清理出包括五十万丁男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万人。

开皇五年,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在全国大索貌阅,核点户口。所谓“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对在籍编户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相貌和身体特征都详细记录在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验明正身。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流放,处罚相当严厉。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必须分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国力。

但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家门阀和朝廷争夺人口的现实,只要朝廷有赋税徭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标准),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以“输籍定样”标准重新划分户等,以作为征调赋税、力役依据。由于朝廷规定的赋税、力役远低于世家门阀对佃农的剥削量,致使许多依附在世家门阀的佃农纷纷脱离,主动向官府申报户口,领走国家发放的土地,按规定纳税服役,成为朝廷的正式编户。

大隋立国之时,全国人口不足400万户,而到了仁寿四年,在册的已经高达890万户,人口超过5500万,通过这些庞大的人口基数,开皇九年垦田地2000多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高达5585万顷,而这还只是清查佃农所得的人口,以及官方土地,世家门阀的土地和藏匿的人口并没有算计在内。

隋文帝的成功是李渊对李元吉提议动心理由之一,更关键的是他在荆襄、巴蜀紧急执行的灭佛行动卓有成效,官府新增耕地面积高达三十多万顷,登记在册人口增加了十几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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